王志国
1966年,我全力以赴备战高考时,文革开始了。
文革后终于恢复高考时,赶上我拼尽全力才调回北京,工作不稳,拉家带口,吃住都是问题,怎敢奢谈考大学?
电大、函授恢复招生了,名额是由上级单位分配下来的,本单位领导内斗不止,我成了牺牲品,报名的资格也被剥夺。
正当自诩“男版祥林嫂”时,国家有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我总算有了读大学的机会。
我报考的是“党政干部管理专业”(后来这个专业取消了)。记得过完春节不久进入春季考试,我和其他大龄知青一样,在认真工作、抚养孩子、孝敬父母等无法割舍的夹缝中,抽挤时间看书学习。当我信心满满地到区考试办领取成绩单时傻眼了,哲学、政治经济学都只有60分!这是我读书生涯中从未有过的成绩。羞煞之余,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真傻了,朋友见状批评道,知足吧,两门都及格的考生全区不会超过三个。
当时的高自考是分春、秋两季考试。待到秋季考试时,为了节省时间,我报了可以报考的全部四门课。还特地跑到城里的教材书店买来了教材。然而,可用的参考书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新华书店是没有销售的;到大学里寻找,人家一句“这些是大学内部资料不能外传”便把我打发了;更没有现在到处张贴的补习培训班广告。其中,《形式逻辑》课离考试只有十多天了,我依然如坠五里雾中,不知所以然。幸好与我同时参加高自考的一位局长托关系从人民大学搞来几页参考题,我们如获至宝,立即一起钻研起来,终于茅塞顿开。成绩发下来,每科成绩都超过了80分,其中《形式逻辑》是93分,这令我信心大增。
我的工作需要经常去农村出差,行囊中粮票和课本是同等重要的必备品。当时有些村子还未通电,白天到老乡家吃派饭,要按规定交半斤粮票三毛钱,晚上住在老乡家是不敢点灯熬油的,灯油是当时农民的稀缺品,囊萤映雪也不可能,因为环境问题已有了显现,夏无萤,冬无雪。我只好早睡早起,那时“打鸡血,治百病”的浪潮早已是销声匿迹了,我却如同打了鸡血,精力旺盛、亢奋刻苦。我这形象在上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中比比皆是,祖国百废待兴,需要我们接班奋斗。那时的我们对学习知识、追求进步如饥似渴,一想到这是享受高等教育,即从心里倍加珍惜,苦累也升华浓缩成了学习动力。
转眼又到了春天考试季,当考到最后一科《国民经济管理概论》时,由于远郊区考生太少,北京市高自考办决定,全市考生都要集中在市里东城区的一所中学参加考试。这下难住了我,请在城里跑班车的同事帮我估算了一下,即使从西郊门头沟坐36路早晨头班汽车,再倒两次市内无轨电车也不保证准时赶到考场,更何况我这个路痴和进入大观园的刘姥姥实有一拼;住旅馆的花销,对于月薪只有31元的小职员来说,实属利令智昏的奢侈。那时的老大学生十几年不见涨工资,依然为毕业时的56元月薪;节俭是自古以来读书人的优良品德嘛。我陷入黔驴技穷之际,有同事仗义邀请我住他家,虽说离考场也远,但坐头班车,再倒一次电车,总是能按时进入考场。我大喜过望,经反复思量,嗫嚅道,可否夜里点灯再临阵磨磨枪?主人一句,“没问题!”那豪爽侠义之情我至今都铭记在心。
日拱一卒,功不唐捐。我用了三个考试季,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了三年期的大专学习,是我们区这个专业的考试成绩佼佼者。为领取毕业证书,我终于迈进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门,因为它是这个专业的主考学校。我流着泪,徜徉在校园里。当时我曾做过假设,倘若有人来问我怎么哭了?我会自豪地说,眼疾---迎风流泪。现在想起真脸红,恬不知耻地太过自恋啦……
金秋十月,我接到邀请,赴中南海怀仁堂参加“第一届党政干部管理专
业毕业典礼大会”,我见到的毕业生大多都是我这样的年龄。当时的国家副主席王震将军到会做了重要指示,他讲话铿锵有力,寄托着老一辈革命家对我们的殷切期望,由于太激动,我只记住了他的一句话,你们一定要努力为党和国家多做贡献!
我记住了。毕业第二年我入了党,还做了基层领导者,独当一面,一直到现在还念念不忘王震将军的那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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