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给惠崇和尚的画题了一首诗,其中“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两句流传最广。到了清代,在一次文人聚会上,有人大赞苏轼这两句诗,毛西河却持否定态度,他说:“什么鸭先知?如果鸭子知道,鹅也会知道的。”这就是明显的挑刺儿,因为苏轼是给惠崇的《鸭戏图》题诗,如果惠崇画的是“鹅戏图”的话,那么也许苏轼会写鹅先知了。其实,很多人读诗,都喜欢较真儿。比如,“飞流直下三千尺”,有人读后会疑惑:谁说庐山瀑布非要三千尺?谁去量的?也许是五千尺,也许是两千尺。或有时是一千尺,有时是六千尺。其实,写诗中诗人使用的量词,已经不是量词的意思了,它已经变成一个形容词,不是具体的数量关系了,是形容庐山瀑布高险奇特的意象而已。
包括苏轼写的这首《春江晓景》,作者眼中的鸭或鹅,或鸟呀,鱼等,都不是抽象的名称,而是一种意象的代名词而已,作者写春江水暖,鸭先知或鹅先知都可以,只是借物托言,表现早春的气象而已。写诗与作文章还不同,文章可以写实,但写诗不能太写实,写诗必须空灵起来,读诗才有一种神韵在里面。西方现代派或后现代派作品有荒诞作品,比如卡夫卡的小说,就经常使用这种荒诞手法,让人变成一个大蟒。如果写实主义读到这里,肯定会说:这不可能,人怎会变成甲虫呢?但是卡夫卡在小说中竞让这个销售员变成一个大虫,他这样写是一种象征和隐喻的方法,隐喻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竞争,人最后变成挣钱的工具,写人的异化,这样写更深刻,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更深。卡夫卡还有一篇小说,叫《乡村医生》写天降一匹神马,拉医生去治病救人的故事,也是用十分荒诞手法写的这篇离奇的故事。如果用传统写实手法,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其实,文学世界,包括小说、散文、诗歌,都是作者再创的一个精神世界,这个世界应该丰富多彩和神奇曲折,如果都顺向思维,看了开头就知道结果,都是循规蹈矩地叙事,这样的文学作品就没什么读头了。读古诗,李白写诗比较喜欢用这些夸张的手法,比如“白发三千丈”“手可摘星辰”“桃花潭水深千尺”等等,读这样的诗句,才真正感到读诗的享受,是在享受诗人驰骋千里的无限想象,荡漾在思绪万千的精神世界里,那种美妙和难与言表的感觉真是一种精神美餐。
苏轼这首诗的画面感还是比较强的。竹子外面有三两枝桃花已经绽开了,春天的江水已经开始变暖了,在江面上戏水的鸭子应该是最先感知到的。萎蒿和芦苇嫩芽也都冒了头,河豚也开始上市了,一幅早春江边的生动景象,作者用的都是白描,没有议论和抒情,但白描背后是对春江一片深情,冬去春来,人生美好的春季多么令人神往,一切充满了生机盎然的生命活力。其实,赞美春天,就是赞美生命,也是赞美人生。
托尔斯泰说:艺术不是技艺,它是艺术家体验了的感情的传达。真正好的文学,就是一种情感体验和情感传达,但这种传达不能太直白或直接,最好借助一下季节的景物或动植物,用它们间接去传达人的细微情感,这样的效果可能会更好。文学欣赏如花开半时或酒喝微醉,朦胧的状态,如果太明朗或太直接,就没有这种效果了。中国人什么事情,都讲究含蓄,这种含蓄之美,就是明知道不说出来,让读者自己去体味。
苏轼画竹,一根竹子从根到梢,一气呵成根本不考虑每节竹子的长短和粗细。他朋友来访就说道:“这竹节画得不太讲究!”苏轼随口就说:“竹子生长时,并没考虑每一节的粗细和长短呀。”这样看来,苏轼无论作画或写诗,都是随心所欲和天马行空的,不去考虑被画对象或被描写的景物,都是按自己心情去画或写的,这样的作品才是一个人最真诚的内心。
苏轼在《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一诗中写道:“……山耶云耶远莫知,烟空云散山依然……”,其实,写诗或人生都是这样,山呀、云呀有多远,它自己也不知道,烟云都消散了,山还是它本来的面目。江山清空我尘土,虽有去路寻无缘。人本是世上一粒微尘,如桃花流水一样在人世相逢,只有山中故人在招手念我从远土归来。这就是苏东坡,对天地间的人世看到如此透彻,他不拘小节,敢爱敢恨,写诗作画我行我素,管他竹节怎么长的,春江水好鸭先知或鹅先知,跟东坡先生都没有关系,跟他有关系的就是春风摇江或暮云卷雨,这些自然界的景物变化,能掀起他内心的涟漪,他永远相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巧夺天工的诗永远都是他心中最真挚的情感。
时光无情催人老,岁月匆匆无痕印。窗外的竹子又长了一岁,诗书相伴,又走过一年,在这与世无争的岁月里,慢慢变老,如这窗前的竹子一样。
鸭先知 鹅先知